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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漢順:活得像一根硬竹竿

2019-04-01 13:25瀏覽數:56 

我是在一個下雨天“空降”到浙江臺州的。

  我要找一對老夫婦。丈夫戴漢順兩年前在山下騎電動三輪車撞了人,清貧的夫妻倆靠賣粽葉堅持償還4萬元賠償款。

  戴漢順的妻子朱冬娟每攢夠一筆錢就下山一次,送到浙江臺州黃巖區人民法院寧溪法庭。每張紙幣都被壓得平整。聽說去之前,她會數很多遍,那些5元、10元、20元的零錢每加到100元,朱冬娟便橫折著一張鈔票裹一下。

  在他們償還1.4萬元后,對方主動免除了他們剩余的債務。

  去之前,我聯系黃巖區人民法院的同志,詢問采訪對象地址。得知那里不通公交車,便打算自己租輛車,按導航開上山。

  “你找不到的!”法院同志非常肯定地說,他們堅持帶我過去。

  老兩口家在黃巖區嶼頭鄉白石村下轄的自然村。村里“空了”,只有11位留守老人。當地人講,“村里的狗比人多”。

  這是一個衛星地圖沒有定位的地方。天下著雨,山里的霧越來越重,能見度不足5米。越野車在竹林和懸崖間的盤山路上,小心地爬著。

  山里的人進出一趟不容易。我想象著,每次去鎮上法庭還債的朱冬娟,掖著攢了許久的錢,沿著這條山路走下去。運氣好的話,能在路邊揮手搭上車。否則,她要走3個多小時山路。

  我們在嶼頭鄉接上負責這個案子的法官付偉軍。他去過老戴家幾次,卻仍會在大霧里迷失方向。“上來一次不代表能上來第二次,昨天我們就迷路了!”坐在副駕駛位,付偉軍反復強調著,“他們家特別窮。”

  1

  “有多窮?”我在腦子里畫了個問號。

  車在路的盡頭停下來,我們撐著傘,在泥路上步行了10分鐘。

  66歲的朱冬娟短發、中等身材,穿著粗布藍大褂,在家門口迎接我們。這件在家干活的“工裝”,腋下裂開了寸許長的口子,里面棗紅底的花襖露出來,是我之前在新聞里看到的那件。

  我站到朱冬娟面前的時候,她已經不再欠誰錢。

  她在家門口將4把椅子擺成半圓,中間放著山里家家都有的簡易取暖器——一個鐵盆,里面燒著炭火。伴著漸升的溫度,煙熏火燎的味道粘到周圍人的發膚和衣裳上。

  山上清冷,站幾分鐘便能凍透。屋外比屋里更暖和。

戴家的樓梯

  朱冬娟帶我參觀她的家。石頭砌墻,木板搭頂。支撐房子的木頭柱子發霉了,朱冬娟揮著鐮刀剜下去,里面已經腐掉,像黃色的海綿。

  踩著沒有扶手的木臺階上樓,屋頂上的縫隙成了進光又漏雨的地方。樓上的一扇窗沒有玻璃,窗外樹枝蔓進來,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里唯一的亮色。

  3盞6瓦的燈泡,一臺舊冰箱,是全部“家用電器”。燈打開不一會兒朱冬娟會隨手關上,只剩下我們手機打出來的光束。

  朱冬娟走路很慢。左腳因為痛風有點跛,山上濕冷的環境讓她在陰天時關節疼。12年前,她患上了心臟病,現在每天吃六七種藥,勞累或者情緒激動的時候,胸悶頭暈。她捂住胸口,緩緩坐下來,吃片藥“頂一下”。

  68歲的丈夫戴漢順一年都在外打零工,什么時候干活、什么時候回家,都要“看天,看運氣”。下雨的時候,回村的路不好走,他就在山下住;運氣不好時,找不到工可以打,就回家來了。

  “掙的錢都買藥了,一年剩不下錢。”朱冬娟說。夫妻倆都是一身病,即便有農村醫保報銷,自己每年花在吃藥上的錢也要1萬多元,丈夫的高血壓和痛風也要吃藥。

  他們摳縮地過著自己的日子。筍是山上挖的,菜是自家地里種的,番薯一蒸一大鍋。農歷二五八日是鄉里的集市,偶爾下山,去采購些米醋油鹽。朱冬娟精打細算到每碗米,如果兩個人都在家吃飯,50斤的大米可以吃23天。

  屋里的每一寸空間似乎都能放東西。墻上掛著籃子、蒸屜,梁上掛著筐,桌面上放著鍋碗瓢盆和長了毛的芋頭、一笸籮小手指般大的胡蘿卜頭,空了的油桶、酒瓶整齊地立在墻角邊。

  陪她在家的是兩條土黃狗和十幾只雞。房子外面的平地上堆著一小攤蘿卜,那是兩條狗的“狗糧”。朱冬娟把雞散到山間地頭,隨它們去覓食。然后煮些蘿卜,撒把鹽巴,喂狗。

  2017年3月,戴漢順在山下騎電動三輪車撞了人。經法院判決,要賠償對方近4萬元。這個家里從來沒有過存款。訴訟進入執行階段,法院對戴漢順家進行網上財產查控,一無所獲。

  女兒嫁進了更窮的一個村子,緊巴巴地過著自己的日子。兒子在山下蓋了房,靠跑出租車償還落下的饑荒,養活4口人。

  這家太窮了。付偉軍覺得為難,他作過最壞的打算,這筆賠償款可能要“爛”下了。

  在這黢黑露著風的屋子前,朱冬娟向法官講著山里的土話,家里是窮,但是不會賴賬。欠人家的錢會分期還給人家。

  2

  來的人問她,“怎么看待誠信”。她聽不懂問題。一旁的人把問題掰開了、講得更通俗,她答道:“不能不還啊,人家是要在背后說我們的。欠錢可以,但一定要還。”

  年近七旬的夫妻倆開始了還債之路,戴漢順跟著村里的人出去打工。

  “最近應該在工地上背石頭,有活干的時候一天能掙六七十塊錢。”朱冬娟不知道他哪天回來。夫妻倆有功能最簡單的老年手機,但“沒事兒也不聯系”,因為“打電話花錢”。

  戴漢順話很少。除了“嗯”“好”,幾乎沒說過什么話。在付偉軍印象里,老漢“悶頭出去打工,能扛很多東西”。他上次見戴漢順還是去年夏天,趕上老漢在家,頭戴著草帽,的確良半袖襯衫敞開著,褲子的膝蓋處已經破了洞。看著付偉軍手機攝像頭時,表情嚴肅。

  朱冬娟在家不停歇地做著活。她穿梭在山上成片的竹林里,揮著鐮刀收割箬竹竿和箬葉。那是山上隨處可見的植物,茂盛地長著,也是家里重要的經濟來源。

朱冬娟還沒處理的成捆箬竹竿

  “咯噔、咯噔”,箬竹的竿一段一段地從小鍘刀口出來,成為手工藝品的原料。一斤有四五百段,可以賣1.3元錢。

  身體好時,朱冬娟干活利落,拿著鐮刀上山,“刷刷”砍七八十斤箬竹竿,捆到一起,一口氣扛下山。然后坐在家門口,一天能鍘二三十斤。自從患上心臟病后,右手的兩根手指經常不聽使喚,痛風也加劇了,能做的活比不上之前的一半。

  這場訴訟判定的賠償款讓朱冬娟“心里很急”。“哪怕腳再痛,每天也要出去找活掙錢。”別人去山里砍更粗壯的竹子,她就在家里附近找。

  后來,她又買了十幾只雞,把產下來的土雞蛋賣到城里。

  到了5月,滿山的箬竹葉吸飽了水,枝葉寬厚舒展。她的第二套營生又開始了。拿著鐮刀,沖竹子用力杵幾下,驚走可能趴在上面的野蛇“竹葉青”,然后揮著鐮刀收割竹葉。村里人習慣將這些葉子稱為“野粽葉”,成捆地背下山后,洗凈曬干,有隔壁縣的人上來收購,用于包粽子,一斤能賣十幾元。

  竹葉在屋外的平地上曬著,她忙著弄綠豆面。過一陣子托人帶下山,賣了換錢。

  “前9000元分了3次還。最后一次還了5000元,里面有跟親戚借的一些。”朱冬娟反復向來往的人說著,對方人很好,看她家困難,最后只要他們賠償1.4萬元醫藥費,其他營養費、誤工費等都不要了。

  “我和她(朱冬娟)聯系了很多次。”債權人徐桂花說,“她家里也這么困難,鈔票要少一點,我自己也是苦出身。”

  有人聽了戴家的故事來登門拜訪,還有人想捐點錢給他們。

  一輩子沒怎么和外人打過交道的朱冬娟有點害怕。她向之前辦案的法官求助,如果有人要來,拜托法官一定要在場。

  老兩口和兒子都拒絕了以個人名義的捐助。“人家的錢不能收,都是他們辛苦錢,不能拿,辛苦錢不能拿,比我窮的還有。”朱冬娟語速極快,擺擺手,“辛苦錢,不能拿”。

  和朱家并排的兩戶鄰居是戴漢順的堂兄弟。三家40年前一塊兒起了房子,一起生活至今。三戶人家的房子沒有完全隔斷,站在這家堂屋里斜著向上看,能望到隔壁家的屋頂。另一家電視里“咿咿呀呀”的戲文幾乎沒遇到什么障礙物,就飄進了這家,響了一下午。

戴家門前

  看著堂哥家最近總有城里人來,他們沒弄明白原因。他們偶爾互相借錢應急用,一兩百、三四百都有過,從不打欠條,也從不會忘了還。“都是辛苦錢,不能不還啊。”堂弟媳說。

  有攝像機對著朱冬娟,讓她“還原一下怎么鍘箬竹竿”。她戴上手套,坐在那,一段段鍘起來,沒什么表情,還沒有圍觀的鄰居興奮和健談。

  朱冬娟不覺得日子苦,也沒覺得自己可憐。這不過是一輩輩人都一樣的、扎扎實實的日子。

  3

  朱冬娟唯一主動和我搭話的時候,是讓旁邊的法官幫忙翻譯:“要不要給你煮碗綠豆面吃?你們那邊沒有。”我婉謝,她又熱情地說了好幾遍,堅持要用綠豆面款待我。

  這個21歲就從大山更深處嫁來的女人沒讀過書,一輩子在竹林里轉。她不會講也聽不懂我的普通話,我也聽不懂她的山里土話。

  浙江“七山一水兩分田”,一座山有一座山的語言,行走北方那些連蒙帶猜的套路在這里根本不好使。想要跨過山河大海、穿越高山密林交流,太難了。隨行的法官來自城里,有時也翻譯得費勁。

  不過,如果不提別的事,光坐那兒吃綠豆面的話,我們互相看著似乎是可以交流的。然而一張嘴說話,雙方就全懵了。

  不得不承認,開頭的采訪,我像一個被奪去工具的小啞巴,心里“涼涼”:想交流,互相聽不懂;想觀察,屋里一片漆黑,數不清的零零碎碎;想采訪外圍,這個“空心村”里只有11位老人,交通和交流還是問題。

戴漢順與朱冬娟的家

  坐在屋里的灶臺旁,朱冬娟點燃干樹枝引火,又添進去幾塊劈開的梅花竹。灶臺的火噼里啪啦燒起來,她從屋里端出一大碗咸豬肉,那是過年時女兒帶來的。她悶頭切了三分之一,又倒進去一整盆切好的春筍片,熗鍋翻炒,這是綠豆面的“配菜”,也是屋里唯一帶有油水和肉的菜。

  掀開桌子上的罩子,她的午飯是白粥、昨天蒸的番薯、腌的白蘿卜和一碗雪里蕻,沒有一點葷腥兒。

  我不忍,攔住她切肉的手。告訴她,我不怎么愛吃肉。她不理,說這是大山里的特產。

  我蹲在灶臺旁,聽她絮叨:36年前蓋了現在的房子,花工錢98元,石頭是丈夫拉來的;她生過3個孩子,十幾年前,大女兒在一次山體滑坡中去世,她傷心過度,身體一下子垮了;她這輩子去過的最遠地方是黃巖縣城,在人家的電視里看過北京。

  豆大的燈光從房頂上灑下來。冒著熱氣的咸豬肉炒春筍,云霧繚繞里節節生長的梅花竹,一場春雨后竄到小腿高的春筍,在這樣的環境里,人就這樣踏實又“硬核”。

  朱冬娟抱來一小箱土雞蛋,不由分說地要撿一些讓我帶回北京。那些粉嫩的雞蛋被擦拭得很干凈,可以賣2元一個。但根本不會出現在她家的廚房和餐桌。我拼命搖頭,卻攔不住她。無奈之下,只能撒了個謊:飛機上不允許帶雞蛋。她這才作罷。

  放下盛綠豆面的碗,大家還沒抹凈嘴角的油花兒,朱冬娟便開始“攆人”,她擔心下山的路不好走。

  隔壁鄰居的堂屋堆著幾百斤的箬竹竿,“咯噔、咯噔”的聲音持續傳來。而朱冬娟家門口的一小撮還是十多天前從山上砍下來的,她做活計的節奏慢了下來。

  “山里的箬竹會不會被砍光啊?”我問。

  “怎么可能!”付偉軍指著滿山的竹林,“看到沒,最近處的就是箬竹。這山上到處都是,砍不絕的。”他也是大山里走出來的孩子。

  或許,這山上的人和山上的竹子一樣,無論外部的環境怎樣,他們都硬氣地代代繁衍,生生不息。

  快出村口時,我回頭拍了一張照片。回家放大看,我才發現,大霧彌漫里,目送我們的朱冬娟正在笑。

來源于:中國青年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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